我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似乎总是一种时间的观念。不论在英语还是在汉语中，均是这样。然而，仔细探究一下，又不尽然。“现代化”一词在英文里是modernization。这个词的词根为拉丁语的modus，意为“模子”、“模型”、“型范”，所以说“现代化”的真正意义应为一种空间的观念，即所谓 模型化的过程”。那么是现代化的模子是个什么样的模子呢？我们说西方的现代化就是按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模型”，按“工厂”的模型安排的。中国有句成语叫做“请君入瓮”，“瓮”就是一个有形的“模子”，而“现代化”这个“模子”却是无形的，但每个人却都要服从其“边界条件”。如果一定按时间的观念来理解现代化，我们也只能说这个模子只是晚近才形成的。
西方的现代化具体始于何年何月，已不可考。但从“现代”（modern）一词问世的1585年算起，大致不会出大的问题。这个年代基本也就是始于14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年代。后来经过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阶段来到后现代——后现代一词始见于1949年——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经过了300多年的风风雨雨已经结束了。西方社会目前处于一种“后现代状况”。那么在过去的300多年间，这个 模子”使得西方人“就范”的奥秘何在？这便是加拿大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哈金（IanHacking）的《驯服偶然》（TheTam?ingofChance）一书所讲的就是关于令西方人“就范”的“模子”的故事。该书英文版于1990年问世，1999年被美国《当代文库》丛书编委会评选为“本世纪英语世界最优秀的一百部非小说类作品之一”，在国外学术界影响很大。哈金教授生于1936年，1956年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数学与物理学系；1958年又获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道德科学系学士学位；1962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自1982年起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哲学系和科学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所教授。哈金长期从事统计思想史的研究，《驯服偶然》一书便是他花费十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力作。
事实上，哈金所持的思维方式或推理风格是晚近才有的，确切地说，“仅仅是1660年前后才问世的，而且直到19世纪之前，统计的思想并没有大的跃进”。那么，19世纪后西方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哈金看来，西方社会发生了一场“概率性革命”（probabilisticrevolution）。凡是标以“革命”的事件，总是伴有剧烈的活动，而这场概率性革命的显著特征便是西方社会出现了印刷数目字的“雪崩”，最终导致数千年决定论的观念遭受“侵蚀”，当然，这种“侵蚀”又是分“岩层”的。这便是哈金所借用的三个地质学术语表达的隐喻。决定论遭受侵蚀的结果便是社会逐渐“成为统计学意义下的了。一批类似自然定律但只与人有关的新形式的定律问世了。”
科学技术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使自然对象化；另一方面则使社会对象化。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下大力气使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成果在社会领域进行创造性的应用，取得了成功。制度上的创设一方面适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正如哈金教授所言：“对人和世界的支配不是更少了，而是控制更强了，原因是一种新的定律粉墨登场了。这便是我所谓的偶然被驯服的原因所在。”
所谓对偶然的驯服，是指在自然和社会定律的支配下，偶然或不规则的事件显然已经得到了控制。世界不是越来越成为偶然的，而是正好相反。人们不禁要问，这类与人有关的新定律意义何在？这些根据概率论表述的新定律的内涵为“正常”和“偏离正常”的状态。人既然可以根据这两种状态来表示，那么人性这个说不清楚的概念，便逐渐被“正常人”的概念取而代之，大家不再讨论启蒙时代所遗留下的人性的问题了。这类有关社会和人的定律涉及偶然。偶然虽然在本质上是统计学意义的，却是不容改变的，甚至是自调节的。同这些定律的集中趋势保持一致者就是正常人，而处于两端者（离中趋势）则是病理学意义的人。多数人都试图使自己成为正常人，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何为正常的问题。在我们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中，非决定论的色彩越浓，控制力也就越大。这便是本书的思想核心所在。
吃喝拉撒睡，喜怒哀乐是人的自然属性。可人是不能像兽那样活着的，人还有他的社会属性。马克思曾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那么，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属性又是通过什么体现出来的呢？在哈金看来，是通过统计数字。统计使一个崭新的人问世了，其本质是由1000个数字编织而成的：“……统计研究伴随着一个人的一生。它负责这个人的出生、洗礼、接种、中小学教育以及由此而来的成功、他的勤逸、离校，以及随后而来的高等教育和发展；而且在他长大成人之后，还负责他的体格以及从戎的能力。统计学伴随他以后的人生道路，它记录了这个人所选择的职业，在什么地方成家以及治家等；如果他从年轻时便为老年储存了丰富的资源；他何时、在多大年龄结婚以及他娶了什么人为妻——不论事情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向不好一边滑落，统计学都将照料着他。如果他经历过沉船、遭受过物质的、道德的或精神的毁灭，统计学也照样记录。统计学只有当这个人死去之后才离开他——在他死后还要确认他去世的准确年龄并记录下他的死因。”这便是“卷宗社会”（dossiersociety）的基础。在这样的社会里，利用人们日常生活所留下的各种数据，便可以掌握人的生活方式、习惯、下落、社会关系等等。因而，每个国家也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在统计学上表现出来。这类关于人的系统数据采集不仅影响到对一个社会的构想方式，也极其深远地改变了我们的选择，从择业行为到思维方式。
几千年来的决定论思想何以遭受侵蚀？在哈金看来，是由于19世纪末雪崩般的统计数字。人的多种行为，尤其是异常行为，如自杀、犯罪、游民、癫狂、卖淫、疾病之类，被列入官方的统计研究的范畴。通过研究发现，这些现象年复一年似乎具有惊人的规律。有关社会的统计定律便是从这种关于人的异常行为的研究中发现的。其目的又是什么呢？根据平均值和离中趋势的数据所形成的正常人的思想，开始实施若干社会工程，以便“改造不合需求的社会阶层”。正如优生学的创始人高尔顿于一百年前所说，概率定律的首要目的便是“在最具野性的混乱之中以宁静和完全平淡的方式实施帝王式的统治。”由此可见，决定论遭受侵蚀并不是无序和无知的肇始，而是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我们将看到，西方对社会的改造源于一种理念，即人们通过点查和分类可以改善（控制）有异常行为的亚人口群体。
道理似乎人人都懂，关键还要看故事是否精彩。哈金讲故事的方法也不同于以往的我们熟悉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旧套路。他用的是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讲法，以历史和思想史的研究阐述其哲学思想。走进作者的世界，就好比进入一座博物馆，每一章便是由各种数字事实布置起来的展厅，沿着博物馆的长廊走下去，两厢的展厅向我们展示了西方社会发生的那场持久的、全方位的概率性革命。其中“一个领域是有关物理学非决定论的；另一个领域则是为社会控制的目的所开发的统计信息。”这场革命绝非像法国大革命那样轰轰烈烈，甚至不易为世人察觉。主导这场革命的也不是什么大思想家，而是那些务实的官员和学者。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才使得西方社会呈现出今天这幅图景。
然而，“偶然”真被“驯服”了吗？果真如此，自由意志又当何如？这个问题哈金的回答非常巧妙。所谓“驯服”是统计学意义下的，作为个体，正如他所引用的马拉美的诗：“孤注一掷绝不会破坏偶然性”。不论当骰子是在永恒的环境下掷出的——这可以使我们静观宇宙的星群，或者是在完全个人偏好的环境下掷出的——这可以将我们个人的命运封紧，“偶然均涌入我们感官的每一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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